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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千(1899-1983年),郎静山摄

1949年初,正在香港办画展的张大千应何香凝之邀,为毛泽东画了一幅《荷花》,并题“润之先生”上款,毛泽东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十分喜欢,据说还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。

这一年12月6日,解放军进驻成都前夕,张大千从国民党高官张群手中争取到最后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,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匆匆登机,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,直到1983年4月2日病逝,有生之年再没踏足大陆。

张大千决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大陆必定有多方考虑,但定居台湾,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事。匆忙登机的他并没有在台湾久留,而是远赴巴西,开始了近20年的海外漂泊生活。

2013年,台湾长流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张大千逝世30周年作品展,留存台湾的张大千画作大多位列其中。2014年春节前夕,这场展览以“江山万里——张大千艺术展”的主题被搬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19号展厅。然而原展中不少台湾藏家的私人收藏未能如期到场参展,长流美术馆馆长黄承志在开幕式上不无遗憾地对媒体说:“这主要是尊重藏家本人的意愿,他们不愿意自己的藏品经历长途运输。”

张大千作品如今是国内外拍卖市场上的天价宠儿,在台湾各处有不少收藏,但这些画作大多如晚年客居双溪的张大千本人一样,始终无法跨越那一道浅浅的海峡。

《晚霭图》 70x138cm 设色纸本,张大千作于1980年

反右吓得张大千不敢回大陆

早在1949年以前,徐悲鸿就托人捎信给张大千,邀请其北上,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,这是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。张大千踌躇之后,托辞怕四川军阀迫害其家人,拒绝了这一邀请,而实际上在张大千看来,这三千斤小米要养活张家一大家子人,还是不够。

张大千一家亲戚众多,都需要他接济照顾,他的二嫂、三哥三嫂、四哥及两房夫人,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。张在海外立足后,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,当时相当于人民币四五十元,是国内中小城市五六个人的生活费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艺术市场萧条,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、年画,或广告设计,也有的从事美术教育。只有极少数画家还坚持以卖画为生,齐白石一幅画也只有几十元,还不太好卖。

张大千自述中讲过这样一件事:50年代初,张旅居印度时,曾接到由香港友人转交一封来自齐白石的信,信中先说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,希望张不妨回去看看,转而又说自己目前生活很苦,想寄两张画在海外代卖,“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。”张大千赶紧请人代汇了一百美金给齐白石,没有再索要画作。张大千的回忆是否准确尚未可知,但五六十年代国内绘画市场生态可见一二。

齐白石大张大千36岁,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自成一家的齐白石,曾让初次登门拜访的张大千吃了闭门羹,理由是,“这种造假画的人我总是不喜欢。”指的是张大千早年常仿制石涛假画。两人当年在各种场合相见,甚至徐悲鸿在场时,齐白石也不留颜面,总要给张画挑毛病,不是说蝉鸣是头总朝上,就是说虾不论大小,身体只有六节,不能多画或者少画。

1963年5月,经四川省统战部批准,女儿张心瑞带着外孙女肖莲到香港与张大千会面。在张的回忆中,女儿“开口就说祖国如何进步,劝我回去看看,我说‘进步?’进步到没吃没穿,穷死饿死了好多,进啥子步啊!”“你爸爸是一条老牛,这么大一家子人,都要靠我这条老牛在外边挣钱。”

张大千说:“很明显都看得出来,共产党给她两大任务:最理想的是争取张大千回去,办不到也要退而求其次,尽量把张大千的画寄回去。”“我总以为把她们母女俩带回巴西,让她们住一段时候,就把观念变换过来了,我也懒得与她辩论啥子政治。”

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谈到张大千出走大陆时说:“作为自由主义的画家,(张大千)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,说穿了,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,也许活不成。”

实际上张大千曾动过回国的念头,1957年春天,他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大陆,说他想回来看看,叶浅予也得知此事,但还没等答复,反右就开始了。张大千立时断了这个念头。叶浅予后来说,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,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,政治运动不断,吓得他不敢回来。

1981年,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,谈到张大千回大陆的问题时说:“我也希望他回去,但我决不劝他回去。原因有二,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,爱花钱,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。第二,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,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,美协理事等职,经常开会,肯定吃不消。张大千这人,只适宜写画,不适宜开会,他不善说话,更不善作大报告。”

《水月观音》(局部) 165×67cm 设色纸本,张大千作于1937年

一回到台湾就精神百倍

离开大陆后,张大千先后旅居过台北、香港、印度、日本、巴黎、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国。1969年,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寓所八德园面临“市政拆迁”,张只好举家迁往美国。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,张畅谈心事说:“我住在美国这几年,总觉得身体不舒服,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,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。有人说我害的是‘思乡病’,我从来不否认!”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。

张大千最终得以在台湾安度晚年得益于他一位特殊弟子的从中斡旋,这位弟子就是宋美龄。宋美龄虽没有正式拜师,但外人早已将其作为张大千的关门弟子。身在台湾的宋美龄看到张大千出版的画册《大风堂名迹》,得知张在海外的境况后,主动劝说蒋介石摒弃前嫌,不久便以蒋夫人个人名义邀请张大千访台。

访台期间,张为了表示感谢挥笔又画下了一幅《荷花》,这幅作品与当年赠送毛泽东的那幅构图极为相似。此后,张还将自己临摹的62幅敦煌壁画捐赠予台北故宫博物院,这也是履行当年把这些画从大陆带出时所作的承诺,但此次短暂停歇,张大千没能彻底回台定居。

70年代中期,张大千身患多种疾病,孱弱的病体使他思乡心切,开始盘算回台湾居住,此时蒋介石业已去世。1975年,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张大千早期作品展,向这位流离海外多年的老画家示好。1976年初,国民党当局特批了台北市郊外双溪的一块地皮,供张大千修建别墅,“摩耶精舍”成为张大千晚年的最后归宿。

1977年5月1日,房屋尚未建成,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,一下飞机,他就对众人说:“我好想家乡哟!回到台北真好!”虽然台湾同样远离四川,但张大千认为这里毕竟离家更近些。

《 山路元无雨》 54x96cm 设色纸本,张大千作于1975年

“数十年后,必有定论”

张大千一生好热闹,好名利,在美国时极力争取与毕加索会面从而昭告天下,在法国又主动与赵无极交好极近张扬;他好美色不拘小节,一生娶了三位夫人,还有多位恋人;行为诡异屡有惊世之举,为人为艺极不安分,特立独行。世人对他的人品和艺术评价都分两极。

四川名贤陈子庄说“学艺术的人态度首先要严谨,不可取巧。张大千把画画作为手段,猎取名利,实质是欺骗。”他“一辈子是画物质,不是画精神。”傅雷曾痛心疾首地指出:“最可笑的,此辈不论国内国外,却有市场,欺世盗名红极一时,但亦只能欺文化水平不高之群众而已,数十年后,至半个多世纪,必有定论,除非群众眼光提高不了。”

张大千画作除了临摹敦煌壁画外,最受关注的当数其晚年独创的泼墨泼彩。1957年,张大千在巴西建造寓所时,因亲自动手搬动一块巨石,用力过猛造成眼底毛细血管破裂,从此患上眼病,直至晚年右眼失明,左眼视力严重下降。眼疾迫使他不得不改变精耕细作的画法,开始涉猎豪放的泼墨泼彩画法,并独创了自己的风格。

郎绍君在《二十世纪山水画》一文中论及张大千的艺术:“晚年把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自动技法加以巧妙借鉴,创造了大面积泼墨泼彩略加勾画的山水新风格,赋予古老的中国山水画以强烈的现代感。”

尽管很多评论家认为游历欧美对张晚年画作的影响至深,但张一再强调:“我近年的画,因为目力的关系,在表现上似乎变了,但并不是我发明了什么新画法,也是古人用过的画法,只是后来大家都不用了,我再用出来而已。”

张大千是一个善于经营市场的画家,他的作品需要得到买家的认可,因此画作题材上不局限于文人雅士喜爱的“梅兰竹菊”,还包括充满视觉冲击的强烈色彩碰撞的泼墨泼彩山水。

本次展览中有一件绘制于1975年的泼彩作品《山路元无雨》充分体现了张氏泼彩的技巧。张画有着强烈的色彩感,使用较浓的石青石绿等重色,但不伤墨的神采。画家严格控制了色与墨的分布关系,哪一部分留墨多,哪一部分色彩厚重浮于墨上要有一定的艺术安排。泼墨泼彩使局部完全不似,完全抽象,但又把握住画面总体效果的可辨认性。大片的泼墨泼彩似真亦幻,欲晴欲雨、苍翠欲滴、是山林云雾晴光有如心境梦境,这是传统绘画所不曾有的。

张大千作品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表现不俗,徐悲鸿更称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,但也有批评家将其排除在二十世纪八大画家之外。学者傅曾有一段较为中肯的评价:张大千也不是完美的,尤其是在见仁见智,从不同角度去观察批判时,我们确实可以说他的很多画太偏于甜美,用笔流滑的应酬画太多,其内容与历史、与时代、与中国民间疾苦好像都无关而脱节。

晚年张大千依然热衷在各地举办画展,张群、张学良、王新衡是摩耶精舍的常客。他交往的对象除了画家,更多是政府要员,那些为应酬的甜美之作依然不断出现,这成为他被批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作者周冉,资料来源:《张大千家书》、《张大千泼彩泼墨艺术的古典美学特质》、《张大千泼墨山水画对当代山水画色彩的启示和影响》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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